尼克松水门事件

水门事件标志着美国调查性报道的黄金时代，《华盛顿邮报》等传统媒体通过深入调查和持续报道，最终迫使尼克松总统辞职，确立了媒体在民主制度中的监督地位。


水门事件发生之初，尼克松政府最初试图将其定性为一起微不足道的 "三等盗窃未遂案"。然而，《华盛顿邮报》的总编辑霍华德・西蒙斯凭借新闻人的直觉，认为此事绝非表面那么简单。他立即指派两名年轻记者 —— 鲍勃・伍德沃德和卡尔・伯恩斯坦对此事展开深入调查。


 6 月 18 日，《华盛顿邮报》在头版头条以《企图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驻地安装窃听器的五名罪犯》为题，详细报道了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，并在报道中指出窃贼中有前联邦调查局人员。这篇报道虽然引起了一定关注，但并未立即掀起舆论风暴。


真正让水门事件发酵的，是《华盛顿邮报》随后几个月的持续调查和独家报道。 在调查初期，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遇到了重重困难。他们的调查遭到了来自政府的各种压力，包括拒绝提供信息、设置采访障碍等。但在总编辑本・布拉德利（Ben Bradlee）和出版人凯瑟琳・格雷厄姆（Katharine Graham）的支持下，两人坚持调查，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信息。


在这个过程中，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通过一个代号 "深喉"（Deep Throat）的神秘线人获取了大量内部信息。"深喉" 后来被证实是时任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马克・费尔特（Mark Felt）。


为了确保报道的准确性，布拉德利制定了严格的准则：任何来自未表明身份人士的消息，都须再经至少另一独立不相关人士重复查证；别家新闻机构报道的消息，除非经自己记者独立查证属实，否则不会引用；每一则新闻的每一个字，付印前都要经至少一位资深编辑审阅。

 
在整个水门事件持续发酵的 28 个月里，《华盛顿邮报》共刊载了大约 400 篇相关文章。这些报道不仅揭露了水门闯入事件本身，还逐步揭开了一个涉及白宫高层的庞大阴谋网络，包括向被告提供封口费、阻挠联邦调查局调查、销毁证据等一系列违法行为。 


特别是在1972 年 10 月 10 日，《华盛顿邮报》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道，首次将水门窃听案描述为 "一起大规模的、全国性的政治偷窃"，并明确指出这一阴谋活动是为了使总统连任，且受白宫连任委员会官员指使。这篇报道引起了尼克松政府的勃然大怒，也标志着媒体报道进入了新阶段。 


水门事件不仅是《华盛顿邮报》的胜利，更是美国主流媒体协同作战的结果。在那个时代，美国的主要媒体包括三大电视网（ABC、CBS、NBC）和几家重要报纸（《华盛顿邮报》、《纽约时报》等），它们虽然在竞争，但在追求真相这一目标上形成了合力。 媒体对水门事件的持续报道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，最终导致了尼克松总统的辞职。


在此期间，尼克松政府从一开始就试图控制信息的传播。除了最初的淡化处理外，政府还采取了多种手段压制媒体报道：通过联邦通讯委员会阻挠《华盛顿邮报》所属电视台营业执照的更新；白宫幕僚对《华盛顿邮报》封锁重大新闻，经常故意找碴，拒绝该报记者采访；尼克松甚至考虑过更极端的措施，包括对媒体进行窃听和骚扰。 


但面对政府的压力，媒体展现出了高度的职业操守和勇气。《华盛顿邮报》的出版人凯瑟琳・格雷厄姆在回忆录中写道，她知道报道水门事件会带来巨大风险，但 "我们别无选择，只能继续"。


克林顿拉链门事件

拉链门事件发生在有线电视新闻兴起的时代，24 小时新闻循环和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丑闻传播的速度和方式。


在拉链门事件发生时的媒体生态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。有线电视新闻开始兴起，互联网虽然没有今天这样普及，但已经在开始改变信息传播的方式。


拉链门事件最初就是在互联网上曝光的。1998 年 1 月 17 日，马特・德拉吉（Matt Drudge）在其个人网站 "德拉吉报告"（Drudge Report）上率先爆料，称《新闻周刊》压下了关于克林顿与白宫实习生有染的报道。这条消息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，迫使主流媒体不得不跟进报道。

 
1998 年 1 月 21 日起，传统媒体开始登场。这一天，《华盛顿邮报》率先刊登了关于克林顿与莱温斯基关系的详细报道，成为第一家公开报道此事的主流媒体。传统媒体凭借其专业的采编团队、严格的事实核查机制和广泛的消息来源，在深度报道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。 


但在这次媒体的荐读报道中，另外的一些迹象也开始出现。


第一，由于媒体竞争激烈，有的电视台24 小时新闻循环播出，导致信息过度饱和。据统计，在丑闻最激烈的时期，主要新闻频道每天关于克林顿的报道时间超过 5 小时。

媒体为了填满播出时间，不得不反复播放相同的内容，或者对一些细枝末节进行过度解读。


第二，煽情化。为了提高收视率，媒体开始采用更加煽情的报道方式。电视台经常使用耸动的标题，如 "总统的秘密情人"、"白宫丑闻" 等。记者们也被要求挖掘更多 "猛料"，甚至不惜侵犯当事人的隐私。莱温斯基的私人日记、服装细节、电话录音等都被媒体公开报道，她本人也因此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羞辱和骚扰。


第三，党派立场凸显。与水门事件不同，拉链门事件引发的舆论更多地体现了党派分歧。民调显示，尽管克林顿承认了不当行为，他的支持率却不降反升，从 50% 上升到 73%。这种 "支持率悖论" 反映出，许多美国人将这一事件视为党派斗争而非道德问题。


爱泼斯坦档案门事件


爱泼斯坦档案门事件则是社交媒体时代的典型案例，传统媒体与数字平台的协同作用、阴谋论的广泛传播、以及公众参与调查的新模式，都展现了当代媒体环境的复杂性。 爱泼斯坦是一位亿万富翁，他在美属维尔京群岛拥有一座私人岛屿，被称为 "萝莉岛"，在那里组织未成年人性交易供权贵享乐。早在 2005 年，就有受害者向警方报案，但当时的调查以轻判告终。


2018 年 11 月 28 日，《迈阿密先驱报》发表了题为 "正义的扭曲"的系列调查报道，记者朱莉・布朗用三年时间采访了 80 多名受害者，查阅了数千页法庭文件，详细揭露了爱泼斯坦如何通过金钱和权势逃避法律制裁。《迈阿密先驱报》的调查报道为整个事件奠定了事实基础。该报通过长期跟踪、深入采访受害者、查阅法庭文件等方式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。


2019 年 7 月 6 日，爱泼斯坦因涉嫌组织性交易被捕，联邦检察官指控他在 2002 年至 2005 年间性侵了数十名未成年女孩，其中一些受害者年仅 14 岁。然而，2019 年 8 月 10 日，爱泼斯坦在纽约大都会惩教中心的牢房中死亡，官方认定为自杀。


爱泼斯坦的死讯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轩然大波。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转发了一条暗示阴谋论的推文，称 "爱泼斯坦拥有克林顿的信息，现在他却死了"。这条推文被广泛转发，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案件真相的质疑。但随后，社交媒体曝光特朗普的名字也频繁出现在文件中。


2024 年 1 月，在受害者和公众的持续压力下，纽约联邦法官下令公开 200 多份与爱泼斯坦案相关的法庭文件，这些文件中提到了近 200 名涉案人员，包括多名美国前总统、英国王室成员、知名企业家等。


在这个事件中，普通网民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，而是主动参与到调查和传播过程中。许多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分析、推测和发现。例如，有人通过分析航班记录推断某些知名人物与爱泼斯坦的关系；有人通过对比照片寻找线索；还有人创建了专门的账号来追踪案件进展。

这种 "全民侦探" 的模式是社交媒体时代的独特现象。

 
而在社交媒体中，阴谋论的传播力是最强的。在爱泼斯坦文件公开后，网上出现了许多伪造的 "客户名单"，这些假信息往往比真实信息传播得更快更广。


有关媒体问题的一点思考从上面美国三大丑闻被揭露的过程中，可以看出，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。在西方现代历史上，媒体一直被被称为“第四力量”，是独立于传统三大权力（立法、行政、司法）之外的“权力制衡者”。

这一理念的源头可以追溯至18世纪的英国。但在最近几年中，随着民粹主义的兴起，媒体在不断被污名化。有人统计了一下，在过去的几年中，在特朗普的口中，假新闻"(Fake News)这个词就出现了不下2000次。


凡是不利于他的，就是假新闻。凡是有利于他的张口就来，就是事实。在他的支持者中，凡是对特朗普不利的，一概斥之为那是左媒说的，你是被左媒洗脑了。

于是，一种说法在流行，这是一个后真相的时代。意思是，这个世界已经没有真相。这是一种严重的误导。我们可以假设一下，在上面讨论过的三个“门”中，没有主流媒体的作用，会是怎么样？更进一步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了作为第四种力量重要部分的主流媒体，会怎么样？传统的主流媒体有没有问题？当然有。


主要表现在，第一，在政治日益极化，党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，一些媒体的意识形态色彩与党派偏见越来越明显；

第二，在社交媒体和自媒体的冲击下。一些传统的主流媒体，也不得不追求短平快，追求吸引眼球，追求流量为王，专业性和权威性有下降的趋势。


但尽管如此，我在阅读中还是坚持下面的原则：如果关心的是事实，看传统主流媒体；如果关心的是态度，看社交媒体和自媒体（当然，某些地方的主流媒体是另一回事，别用这个来反驳我）。这当中的道理很简单。

第一，主流媒体是专业化的。比如，在爱泼斯坦丑闻中，《迈阿密先驱报》的朱莉・布朗用三年的时间来进行追踪调查和报道；在水门事件中，《华盛顿邮报》用400 篇相关文章进行追踪，这都是非专业的社交媒体和自媒体难以做到的。


第二，传统主流媒体作假比社交媒体和自媒体作假代价大得多。社交媒体和自媒体编造和传播假消息，不过是一个账号废了，但传统主流媒体如果作假，则意味着一个靠几十年上百年积累起权威性的媒体完蛋了，巨大的投资打水漂了，甚至有关记者的职业生涯也走到了尽头。